「先生请问您有什麽事？」
说话的是被服厂的卫兵先生，持枪警戒，刺刀在阳光下亮着灰蒙蒙的光。他告诉我按规定在营区大门口逗留及徘徊是不可以的，所以如果没有事的话麻烦您离开。我向他问了附近的路，拍拍後脑勺走了。真是好人，是我的话，我也会在大太阳天送水给他们喝。这附近有条飞机路，也有条青岛路，卫兵先生说。也许在那里您可以找到您那位养了条小花狗的朋友。
我依然感到头昏，晃晃脑袋则好过点，也许头上脚下走更不错。一路上倒是看到了不少狗狗，黑的，黄的，脏的，当然也有斑斑花花的。我在想，只可惜缺乏适宜的沟通途径，否则也许可以和他们谈谈八十年代男性狗们的撒尿方式，或是小狗们的性教育，再谈投机一点，也许还可能打听到十几年前那位小花的消息。也许小花在小港区的狗狗社交圈还小有名气也说不定啊！
想到这里，我觉得有点脚酸了。我正走过一家杂货店，门口有条长凳子，天气真太热了，杂货店的老妈妈老板关心地问是不是不舒服，怎麽脸色这麽不好看？於是我坐下来，向她买了两罐芦笋汁，一边我们聊着天。
杏子失踪三个月後警方将案子列为悬案。
真是完美而毫无破绽的失踪案件，分局局长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女孩在空气中消失了一样。我讨厌分局局长这种日本推理剧看多了的说法，他是个烂东西，我还讨厌他将这件案子看成只是一件案子。这样说也许不讲理，但是我就是他妈的不讲理。杏子是我的妹妹，不是一件案子。到後来，分局长吩咐警员不准我再进分局，因为前面那些掺杂着「他妈的」的话就是我在分局长面前挥着拳头讲的。在这以前，他们分析过几个可能，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被基隆港过境的外国水手带走。那一阵子港警局的确查获几件外国水手拐带小孩到外国卖给老夫妇的案件。
杏子失踪那天有两艘外国货轮出港，美国籍的布鲁代摩号和南非籍的黄金三角号，而且因为航线的关系，这两艘船应该都不会再回来台湾了。
这是我在港务局查到的最後一次资料。於是，春天过去，秋天也过去，我和老爸，杏子的妈妈就这样过着剩下的日子，撕一张张的日历。我长大，他们变老。老爸在我二十六岁那年过世，杏子的妈妈则早在杏子失踪的第三年因子宫癌过世，临终前一直保持沈默，只是盯着我和老爸掉泪。
「那孩子，」老爸去世前一晚上和我说。「也没这缘份好好待她，不过，应该在这世上什麽地方活得好好的吧？」
我说是啊！同时拍拍他的手叫他好好休息，别胡思乱想。谁会想到，那居然就是我最後一次和他讲话，半夜里，单纯的感冒并发成心筋炎，老爸在送医途中过世。所以我就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好些年养了两只巴西龟，活在巨大的台北市某个角落，上班，下班，在塞车的公车上睡顿好觉，偶尔买盒芭比娃娃，随着季节做场奢侈的梦。
讲完了。杂货店的老婆婆老板说对不起，改天再聊，因为孙子要放学回家了，她得去张罗晚餐。在暮色里，我循着既定的路径伴着月色回到台北。真是不平凡的一天，在早晨九点五十六分和晚上十点三十七分之间做了场梦。
这以後几天，我的伤风演变成了重感冒，软趴趴地躺在床上起不来。医生说是已经出现了感冒症状还跑去晒太阳，吹风的缘故。那个姚倩医院的赤脚医生诊断得倒是准，不过我宁可相信是做了年代太久远的梦的缘故。
「下次再乱来就不理你了啦！」姚倩盯着我吃完药後说。「叫你躺床上休息还跑去高雄，神经啦！」
那是晚上，房间里只亮了床头灯。我半闭着眼装睡，头上放了冰枕退烧。不太亮的光线里，姚倩的脸在眼帘下投射出像记忆般的形象。我说过的，姚倩有几个角度会让我联想起杏子。只是，蒙胧中美好的嘴型仍然像流水般的唠叨着。
「好好，」最後，我忍不住说。「可是，我是病人哪！」
「啊哈！」姚倩伸指在我额头敲了一下。「我以为只有我晓得哪！」
然後她就得走了，傻瓜医院里有一连三天的大夜班，收拾了一下东西，俯下身来亲亲我的唇。临出门前我叫住她。
「姚倩。」她诧异地回头看我，眼神温柔。「晚安。」
「晚安。」她嫣然地笑着，走出去。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窗外有水溶溶的月色。然後我做了一个梦，不，也许不是梦，因为大部分的内容我都不记得。反正，不知道为什麽我又回去了小港区的杂货店，可能忘了拿走什麽吧！然後老板娘彷佛又开始和我聊天。
「说也奇怪，」她说。「不久之前，也有过一个女孩子来我这儿问过小花狗的事哩……」
可是，抱歉，那却是另外一个发生在六千英哩外，某个叫伤心酒吧地方的故事了，下回再说。